1.“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3）（1）

大臣的命运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后，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官员的指使下，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教士、教民。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攻打使馆。在第四次，即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这次御前会议一开始，慈禧就明确表示准备向“万国”开战，但又说：“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明确表示：“拳民法术，恐不可恃。”一位满族大员打断他说：“拳民法术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议，臣特取其心术可恃耳。”内阁学士联元则坦率地说：“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此一出，慈禧勃然变色，立即有人斥责道：“联元这说的是什么话？”这时，光绪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驻外公使的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立即下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景澄回答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光绪深知万不能战，但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想借以“通洋务”著称的许景澄痛陈开战的严重后果，以打动慈禧。听了许景澄一番话，于是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许景澄也涕泣不已。站在许景澄身旁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书，一直反对招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这时也“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慈禧见三人团聚共泣，大触其怒，注目厉声斥曰：“这算什么体统？”光绪这才放开许景澄之手。（《庚子西狩丛谈》）最终，清廷还是决定向各国开战。

清廷决定开战后，于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等五人处死。许景澄与袁昶同时入狱，“指定分系南北所，当在狱中分道时”，袁昶紧握许景澄的手问道：“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许景澄笑答：“死后当知之，爽秋（袁昶字爽秋）何不达也。”（《庚子西狩丛谈》）行刑时，袁昶面带笑容对监刑的刑部侍郎、徐桐之子徐承煜说：“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许景澄与家人话别时，“阳阳如平时，颜色不变”。对他们被处以极刑，主战的顽固派则认为死有余辜，徐桐说：“是死且有罪。”崇绮则说：“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