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4）（1）

清廷决定向列强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放粳米两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因而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义和团风暴过后，不仅团民成为八国联军捕杀的对象，为数不少的中国官员也为联军斩杀。

上图为日军在清政府巡捕的协助下，斩杀捕获的义和团民。

下图为英军在北京菜市口监斩清政府官员。

在这场“朝廷”几被推翻的没顶之灾中，处于风暴中心的文臣武将，其命运更加悲惨。据不完全统计，在兵败或京城为敌所破后自尽的有徐桐、崇绮、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黑龙江将军寿山、庶吉士寿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翰林院编修王廷相、礼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国子监祭酒熙元，等等。刚毅在与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的要求，多次布上谕惩办祸：庄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史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各级官绅遭惩处者达一百多人。

面对如此深灾巨祸，清廷不能不作个“交代”，在一道道上谕中，清廷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

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民生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形，不堪状。至今痛心疾，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58、86页）

在封建**体制下，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因为“天子”“圣明”，永不会错。所以慈禧在谈此次“肇祸之始”时，只是愤愤地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没有丝毫自责之辞。

这种只责“臣下”不责“圣上”的观念影响颇深，时人及后人评论此事时对赵舒翘都有严责，认为正是由于他未据实禀报才“酿成如此大祸”，若他当时“能将真实况，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义和团便“立时可以消弭”（《庚子西狩丛谈》）。“（赵）昧于理、盲于势，辱名丧身也宜哉。”（张海沤：《曼陀罗轩闲话？赵舒翘》）“至今论国是者，追原祸始，犹叹息痛恨于赵之一几丧邦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记赵舒翘之轶事》）这些评论当然不能说不对，但据实禀报谈何容易！许景澄等人对时局的判断、利害的权衡、灾难性后果的分析，异常冷静、客观、透彻，而且明明是根据慈禧“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的懿旨坦陈己见，但他们不仅未能说动慈禧，反因意见与慈禧不合，被斥为“任意妄奏”，竟惨遭杀身之祸！在这种况下，赵舒翘不敢据实禀报不能不说有可原，仅仅严责赵舒翘显然有失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