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七章 动荡的婚床（2）

审判员安振颖

书记员张岩

2003年3月1日

安振颖将“民事调解书”交给原告与被告，郑重地说：“拿到这张调解书，意味着你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从即时起解除了。***夫妻一场是一种缘分，夫妻关系解除了，祝愿你们能成为真诚的朋友。同时，你们还继续承担着共同抚育孩子的义务。”

我在法庭外采访了红柳。

她告诉我，他们是经亲戚介绍认识的，谈朋友的时候就觉得性格有些不合，当时也有些犹豫，但碍于亲戚的面子，还是结婚了。结婚后，现双方的性格越来越不合。我的脾气大大咧咧，可他作为男人反倒小肚鸡肠，常常为一些小事闹别扭。有了孩子后，又为一些经济问题吵架。吵得你心烦意乱，影响了工作，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影响，觉得这日子过得实在没劲儿。几年前就打算分手，可听说离婚即便是双方都同意，还得双方单位同意，开出证明去街道民政科，街道还不是一去就给你办，还得考验一些日子，看两口子是不是真没感了。我们不愿意把事闹大，可到单位开证明，非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所以便拖了下来。前些日子，听说这里有个“便民法庭”，只要双方同意，什么证明都不用，马上可以办理，我们就来了。

我问：“你是怎么看待离婚的？”

红柳说：“离婚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婚姻大事，婚姻大事嘛！谁不愿意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但两口子既然走不下去了，整天在吵架中生活，还不如好合好散，离了好。”

“现在离婚压力大吗？”

“比原来好多了，人们对离婚的观念，现在生变化了，亲朋好友都能理解。设立这种‘便民法庭’很好，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需要单位开证明，可离婚属于个人**，多数人不愿声张。闹得满城风雨，也不利于双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

二十八岁的谢女士和胡先生在“便民法庭”办完离婚手续后，谢女士高兴地从手提包中抓出一把糖果放到法官面前，她说：“离婚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件喜事。我们上大学时相识、相恋，大学毕业后很快就结婚成家。婚后不久现双方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以及处理家庭关系等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我们两人都很好强，谁都不愿屈从于准，所以婚后经常生矛盾，彼此感到非常痛苦。”

谢女士和胡先生都受过高等教育，夫妻间出现矛盾时，没有大吵大闹，经过冷静的思考和交流，双方感觉彼此不适合做夫妻，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使他们解除了痛苦，重新找到了自我，重新获得了追求完美婚姻的权利。所以，他们认为离婚也是喜事。

好几对名人夫妇像聂卫平、王刚，也是选择在“便民法庭”办理离婚手续的，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等媒体闻到风声，匆匆忙忙赶来想抓点“新闻”时，他们早已离开了。

安振颖法官手头有个统计，今年一、二月份她共经手办理离婚案件一百四十件，其中因夫妻性格、脾气不合离婚的五十五件；因家庭琐事（包括孩子教育、生活习惯、婆媳关系等）离婚的六十件；因长期分居离婚的十二件；因“第三者”插足离婚的三件；因性生活不和谐离婚的二件；其他原因造至离婚的八件。

“便民法庭”三个审判员、两个书记员，处理的案件数额占全院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四十。刘珍说：“‘便民法庭’实行‘模式化’管理，方便当事人，提高办案效率，同时还节约了司法资源。”

“便民法庭”是一个窗口，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们对婚姻质量的关注，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离婚的宽容；

“便民法庭”同时也让人深思，在社会多变的价值取向面前，婚姻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懒得离婚

离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离婚是一种民事权利，对过错行为的法律调控。

离婚，作为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的裂变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一直被人们所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经出现两次离婚**。第一次，生在—九五o年《婚姻法》颁布后，一九五三年，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一百一十七万件，形成了解放以后第一次离婚**。第二次，则出现在一九八o年第二部《婚姻法》实施后，离婚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据法院系统的统计表明：一九九九年，各地法院受理了一百一十九点九万件离婚案，比一九八o年的二十七点二万件翻了两番，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一。其中，一九八o年至一九九o年为急剧增长期，年均递增达百分之十一点六。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尽管增幅有所减缓，但仍在稳步上升，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离婚案的审理数年均递增百分之四点四。另据民政部门统计：一九八o年到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的为十八万对，到一九九九年，已上升至四十七点七万对，年递增均为百分之五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