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七章 动荡的婚床（3）

综合性的数据表明：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结婚的人数正在稳步下降，而离婚人数却在逐年增多。***一九八一年，我国结婚人数为一千零四十点三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人数为三十八点九万对，离婚率为百分之三点—匕；一九九五年，结婚数下降到九百三十四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数则上升至一百零五万对，离婚率剧增至百分之十一点三；一九九九年，结婚数减至八百八十五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数却增至一百一十九点九万对，离婚率接近百分之十三点六；二ooo年，全国结婚数只有八百四十八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的夫妻则增加到一百二十一万对，离婚率爬升至百分之十四点三。

曾经在一个时期，离婚率的高低被看作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低离婚率被政府、被媒体宣传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优越性。

其实，离婚率的高低，并不能说明社会制度的进步还是落后，也不能证明婚姻质量的好坏。同样是西方达国家，有的离婚非常自由（例如美国某些州），有的手续极其麻烦（例如比利时，离婚将耗时十年以上），有的则完全被禁止（例如意大利）。

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离婚率是解放以来最低的，而这个时期的法制建设恰恰是最糟糕的，是人权最没有保障的时期，谁能说“文革”时期，我国人民的婚姻质量是最高的吗？

离婚率是诸多社会因素的综合产物，而不仅仅是感的因素。

华东政法大学张贤玉教授说：“离婚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它是个中性行为，像天要下雨一样，它是坏事还是好事？该下的时候它下了就是好事，不该下的时候它下了就是坏事。如果离婚是好事，就应该号召多离婚；如果离婚是坏事，干吗还从法律上保护离婚的权利？”

本来，离婚自由是结婚自由的必要补充，两者都是婚姻自由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们从不同的前提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关系。

但是，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没有哪件事比得上离婚更显得沉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京城曾经出现一个轰动一时的“秦香莲上访团”。

一面红色的小旗上，写着“秦香莲上访团”六个字，小旗旁簇拥着十几个脸色憔悴、神忧悒的女人。今天到全国妇联，明天又到最高人民法院……

上访团的“团长”名叫薛桂荣，是北京一家服装厂的女工。二十二岁那年，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同厂工人黑冠宇。二十多年了，日子尽管不是过得有滋有味，一家人却也相安无事。

谁料，年过半百，孩子也快成人了，黑冠宇在家里话却变得越来越少，后来展到三天两头不着家。薛桂荣起了疑心，开始做起了“侦探”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再狡猾的狐狸也终究要露出尾巴——原来，黑冠宇在外头已经有了相好了。这不是反了吗？薛桂荣的火暴性子上来了，先是将娘家人召来把黑冠宇揍了个鼻青眼肿，然后再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裹而尽，自己搬到厂里住了。

不久，黑冠宇便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离婚。离婚，薛桂荣一听，火冒三丈。你在外面搞女人，还要跟我闹离婚，没门！我非把你搞臭不可。

从此，薛桂荣开始告状，妇联、法院、公安局到处都有她的足迹。慢慢的薛桂荣现，每天到妇联、法院、公安局告这种状的，还有不少同她一样命运的女人。大家在一起一交流，泪是同样的泪，仇是同样的仇，都是因为丈夫花了心，或在外面拈花惹草，或已另建“爱屋”。说到伤心处，一个个哭得比“秦香莲”还凄惨。哭，哭能救得了自己？薛桂荣最看不起眼泪了，于是，她倡议大家团结起来，组织一个“秦香莲上访团”，联合上访。同是天涯受苦人，姐妹们自然再愿意不过了，并以百分之百的选票推举薛桂荣为“团长”。

从此之后，薛桂荣义不容辞地带领“秦香莲上访团”的姐妹们，肩负着解放自己同时解放与她们同样遭遇的姐妹们命运的神圣使命，又踏上漫长的上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