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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于是，载沣等密谋杀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宣统元年（1909）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
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初六日），奏请开去各项差额，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当天，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清廷谥以“文襄”。
②《铁路第十二》，《劝学篇·外篇》，第42页。
①《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06页。
第十四章郑观应第一节从买办生涯到投资洋务企业郑观应，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②的普通文人，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
郑观应幼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企图博取功名。但是，岁那年应童子试名落孙山后，他“即奉严命，赴沪学贾”①，走上当买办的道路。
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咸丰九年（1859），入英商宝顺洋行作低级雇员，担任管丝楼兼管轮船客载的工作。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
同治七年（1868），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改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代两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兼营荣泰驳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成立。第二年，郑观应被聘任为该公司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他后来回忆道：“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归余与美人晏尔吉商办。”②可见其在该行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郑观应等人的苦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营业规模不断扩大，盈利丰厚。光绪三年正月（1877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签订的雇佣合同期满，因公司当局欣赏他的才干，又与他续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
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清代的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郑观应也不例外。同治八年（1869），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光绪四年（1878），他在上海与盛宣怀、经元善等人劝募款项，资赈晋、豫、直、陕灾区难民，受到清廷褒奖，膺受道员衔。
②《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06页。
①郑观应：《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2页。
②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郑观应集》下册，第619页。第二节撰《救时揭要》和《易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等国再次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蒙受割地赔款、主权受损的耻辱。郑观应受到很大刺激，开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①，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就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特别是道教思想占有重要地位。郑观应好道教有家庭根源，其父即是“善青乌术”的好道儒者，并用它来教化子弟。缘此，郑观应“童年好道”①，“尝读《性理全书》、《五子近思录》、《唱道真言真诠》诸丹经”②。在同治、光绪间，他除了出资镌刻刊印道教典籍外，还编辑了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神仙侠客等迷信说教的小册子，如《陶斋志果》、《富贵源头》、《剑侠传》等。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郑观应的思想并没有重蹈其父旧辙，而带有了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忧国忧民之情。他在咸丰、同治间陆续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这部书主要包括反对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禁止鸦片烟、救灾恤贫、劝人行善和办近代航运业等内容。作者以满腔愤慨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描绘出鸦片泛滥、江河水决、哀鸿遍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他尤其愤恨的是外国侵略者竟然明目张胆地“拐贩华人过洋为奴，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幸存者亦“贱同蝼蚁，命若草菅”③。他质问当道：对这件大失“中朝之体统”之事，“各国禁之于先，而中土不闻禁之于后，抑独何钦？”①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章，他提出发展近代航运业的主张。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只有这样，才算“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②。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
郑观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解救社会积弊的主张还是陈旧的。他把社会治乱兴衰归结于人心的善恶，“此心不治，而可以自立于人世者，未之有也”。据此，他主张救世之法，惟有劝人“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③。这些观点还没有摆脱劝善积德、善恶报应的说教。
在以后的几年中，郑观应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成书于同治、光绪间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积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④这正是《易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1页。①郑观应：《禀商部条陈六弊请通饬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郑观应集》下册，第604页。②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00页。③郑观应：《重刊慧命经序》，《郑观应集》下册，第30页。
①郑观应：《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第6页。
②郑观应：《救时揭要·论禁止贩人为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3页。③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郑观应集》上册，第55页。④郑观应：《救时揭要序》，《郑观应集》上册，第4页。
言》一书写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罪行的谴责。郑观应认为，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①。他说的“自强”与洋务派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自强”不同，重点强调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他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②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积习的干扰。一旦企业归商民自办，“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③。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附为士大夫所向往的尧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④《易言》成书后，郑观应即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发行。后来，《易言》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①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页。
②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页。
③郑观应：《易言·论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92页。
④郑观应：《易言·论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92页。
第三节任职轮船招商局。
为抗法战争作贡献光绪初年，郑观应在清廷开办的企业中兼职。光绪四年（1878）和光绪六年（1880），他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七年总办上海电报分局，光绪八年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就职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脱离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辞去待遇优厚的买办职务而投身于创办伊始的中国近代企业，主要出自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国家权利的考虑。
郑观应初到轮船招商局上任，正值该局处于困难时期。当时具有10年历史的招商局外受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挤倾轧，内受官场积弊侵蚀，连年亏耗，难以维持。李鸿章不得不下令整顿。郑观应在了解到招商局的弊端之后，拟订了救弊大纲条，包括用人宜贤、合理调度、减少消耗、加快船运周转、赏罚分明、禁止工作人员舞弊等措施。与此同时，他偕唐廷枢于光绪九年与怡和、太古签订为期6年的齐价合同。这一合同虽然向外商作了某些妥协，但也起到一定的限制外商倾轧的作用。经过上述整顿，招商局业务颇有起色，出现了“股票价大涨”⑤的局面。因此，郑观应被擢为该局总办。
光绪十年二月（1884年3月），郑观应被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处。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给醇亲王奕譞、两广总督张树声、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上书言战。是年五月，他受彭玉麟派遣，“往西贡、暹罗（今泰国）侦探敌情”①。郑观应此行历时64日，往返水路行程两万余里，历尽艰辛，为抗法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秋，他被札委办理援台事宜，到香港租轮船运送军队粮饷，接济沿海和台湾的抗法将士。⑤郑观应：《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
①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郑观应集》下册，第790页。第四节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郑观应从广州抵达香港，因太古洋行索欠款事被拘留在港，再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欠事件的纠缠，他便辞去各项差委，归乡闲居。在乡居期间，他从事撰述，扩编《易言》，于光绪十八年（1892）成书，定名为《盛世危言》。他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对此书一再增补。《盛世危言》版本很多，经郑观应手订的版本有光绪二十年5卷本、二十一年14卷本和二十六年8卷本。
《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郑观应认为，中国若与强敌相处，自己必须要有力量，“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而要强盛就必须变法，“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纵连横”①。他的改革主张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他提出的主张概括起来是：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其中开展“商战”和设立议院是其主要内容。
所谓“商战”，就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技术，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维护中国的民族经济。郑观应认为，实行“商战”的首要前提是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政策，建立保障工商业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工商为牟利之贱业，“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②郑观应很重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并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角度强调发展机器工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机器一旦损坏，仍然依靠洋人，“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这样一来，“商战”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主张中国宜专设机器制造厂，先仿造各种机器，使“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①。
郑观应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②。日本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③。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推广西学。他对八股制艺深恶痛绝，认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④，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士人学习西学，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政治上，郑观应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议院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⑤唯有这种制度可以避免暴君权臣“施其虐”、“擅其权”，作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他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具体建立议院制度的方案：①郑观应：《南游日记》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941页。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郑观应集》上册，第801页。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页。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第626、627页。③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4页。
④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页。
⑤同上书，第280页。
“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①认为实行这一办法的结果，将使中国转弱为强。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郑观应的改良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郑观应虽然提出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他并没有新的理论武器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和论证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儒学的道器观、变易思想和历史循环论。他说：“拙作《盛世危言》首篇，亦尝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②他所说的“道”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③，也就是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思想体系。这些是不能改变的，要变更的只是具体的“治法”和“器用”。尽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盛世危言》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蔡元培称赞其“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④。梁启超把它列入《西学书目表》，向社会大力推荐。渴求新知的青年，把它看作“圯上天书”⑤。《盛世危言》还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它推荐给倾向变法的光绪帝。光绪帝对该书作了硃批，发到总理衙门，印了2000部，分给各省有司。《盛世危言》的影响很深远，**在青少年时代就受过它的启发。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①。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页。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3页。
③郑观应：《答潘兰史微君论读经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50页。④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2页。
⑤蔡元培：《杂记》手稿，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页。①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第五节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光绪十七年（1891），郑观应重被起用，出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次年，清廷为了扭转招商局在与怡和、太古洋行航运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再次请他入局，就任帮办。郑观应入局后，对招商局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进了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与外国船商竞争的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上书当道，进献应敌之策，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军情报，揭穿敌人“虚声恫喝之词”②。
郑观应再度出山，受到重用，主要借重于盛宣怀的举荐。因此，他对盛氏深怀厚谊。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准备接办连年亏损的汉阳铁厂，郑观应鼎力相助，并兼任该厂总办，竭尽全力地经营操劳。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97—1903），他先后担任过粤汉铁路总董、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上海医局总董等职。
郑观应对戊戌维新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他介绍康有为谒见王韬，与维新派发生联系。以后，他与康广仁、经元善等人创办上海《自强报》。戊戌政变后，他对罹难的维新志士表示同情，称赞他们有“救国之心”③，资助和掩护被清廷缉拿的有关人员。不过，他的支持仅此而已，却始终没有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原因在于：第一：他对康、梁等人的变法理论和政治活动并不完全赞成，认为他们的作法“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第二：畏惧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担心“改革甚难有效”①。再加上他与洋务派官僚在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使他基本上置身于维新运动之外。
光绪二十九年，郑观应被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调札委统领三江缉捕，后又代理左江道篆兼办左江营务处，参与镇压当地的会党起义。不久，王之春被革职，郑观应辞官回粤。同年六月，郑观应被盛宣怀札委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设立商务总会，他担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湖北、湖南三省人民要求废除向美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合同，收回利权，掀起了粤汉铁路风潮。郑观应一方面撰文揭露美国侵害中国主权，迫害华民的罪行，一方面参与交涉事宜，表现出爱国热情。
粤汉路权收回后，继续由湘、鄂、粤三省分别出资筑造，但在筹款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主张派捐加税，受到绅商们的抵制，筹款工作一时陷于僵局。担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的郑观应及时提出用印发小股票的办法来征集民资，得到采纳。这项建议实行的结果，民众购买踊跃，“数月之间，集股八百余万元”②，大大超过原拟招股四百万元的额数，而且股票随即上涨。正当他要大显一番身手的时候，发生了粤路风潮。有人罗织罪状对他进行攻击，新任两广总督周馥也施加压力，迫使他不②《**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1页。③郑观应：《上两江总督列论中日战务书》，《郑观应集》下册，第486页。①郑观应：《致何君穗田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6页。
②郑观应：《致经君莲珊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5页。
得不辞职，归居澳门。
在澳门居住期间，郑观应主要从事《盛世危言后编》的编辑整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被粤商会举为总商会协理兼工艺院、保险公司董事。次年，他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当时，招商局已被袁世凯把持多年。但在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遭到罢黜，盛宣怀便乘机利用商股的不满情绪，企图将招商局重新夺回自己手中。郑观应入局后，以盛氏支持者的身份卷入了这场争夺。在盛宣怀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设股东维持会，成立董事会，力争招商局归“商办”。郑本人也是董事之一。是年九月，为争取招商局商办事，他代表局商赴京，到商部催请注册。经过激烈的争议，终于被批准注册商办。宣统二年十月（1910年11月），他被委为厦门招商局总办，三年改任上海招商局职事稽查的会办，维持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招商局。
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郑观应仍然保持着改良的政治立场，对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很感兴趣，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郑观应不以为然，要求速开国会，缩短“预备立宪”期。宣统二年，他给摄政王载沣上书，批评清廷的拖延态度，陈述了“锐行宪政，速开议院”的道理。他警告清廷说：“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①他的目的是既要乞求清廷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争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又要抵制革命的发展，维护清朝的存在。
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巡察长江各埠分局的郑观应当时正在重庆乡间避乱。十一月（1912年1月），他返回上海，支撑招商局的局面。1913年5月，招商局在上海张园开股东常会，他当选为董事。1914年，他因年迈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辞呈，并于冬月写好遗嘱，准备修身静养，安度晚年。晚年的郑观应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曾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由于他在商界深孚众望，1919年6月招商局股东常会改选董事时，他仍继续当选。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共和国名存实亡。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观应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求仙信道。他声称“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诸过眼之浮云矣”①，表示今后“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国之道，均不敢再谈，当学金人之三缄其口，敬谢亲友，觅地潜修”②。郑观应不再从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是乞求神灵，“由仙佛法力，慑服乱世魔王，消灭各种火器，务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①。
1922年5月，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与世长辞，终年81岁②。第二年，他的灵柩移葬于澳门。他的著作除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外，还有《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①郑观应：《致九善堂总商会请粤路董事会开股东大会时提议》，《郑观应集》下册，第765页。①郑观应：《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87页。②郑观应：《致万雯轩先生书》，《郑观应集》下册，第86页。
①郑观应：《答张君弼士并录寄香港张君润生、星加坡何君善园》，《郑观应集》下册，第73页。②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01页。浮偫鹤山人诗草》等多种。
第十五章康有为第一节勤学与苦闷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6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①。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③郑观应的卒年说法不一，这里从夏东元《郑观应传》说。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第二节“参中西之新理”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复放的，“贺而表彰”。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①。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光绪十一年（1885），从事算学，撰《人类公理》，后来又编“内外篇”。康有为自称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无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的作品。《人类公理》未见手稿，“公理书”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①和《内外康子篇》尚有存留。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凡例》中说：“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32，是“必然之实”，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较虚”，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认为现实不合几何公理，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如“君主威权无限”等，认为“实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
这种“平等”思想，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康子内外篇》中也有反映。他这时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康有为“公理书”、“内外篇”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他忧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七岁”，又康有为有《显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第三节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光绪十二年（1886），撰《教学通议》，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经书中的典章，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使“教学大备”、“官师咸修”②的。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崇拜的对象，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时王为法”，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于十月初八日（12月10日）上书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议。他痛言帝国主义的侵逼，指责顽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评洋务派的“洋差、洋务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①。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愈改而愈进也”。还写了《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攻击古文经传之书。
光绪十六年（1890），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材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仰。是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说“乃为吾与子所未见，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随同往见，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感到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对康有为极②《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未刊，原藏康同璧先生处。194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制成显微胶卷，后美国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将该片影印本复制赠予康同璧先生。又《康子内外篇》共15篇，内9篇曾在《清议报》发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予辑入。
①分见《教学通议》中《六经》、《从今》等篇，稿本，上海市文物保管会藏。为佩服，“自是决意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①。①梁启超：《康有为传》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第四节长兴讲学，撰《伪经考》、《改制考》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①，“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②。次年，“移讲堂于广州卫边街邝氏祠。十九年（1893），仍讲学于卫边街。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已有100多个学生了。
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时，“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主张治学要“逆乎常纬”，反对“积习”。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认为孔子“因时立教”，“天下道术至众”，而应“以孔子为折衷”。后来，还到广西桂林讲学，鼓吹孔子改制。这几年中，他在弟子的帮助下，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并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准备。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做“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③。这种“逆乎常纬”的反抗，予汉学、宋学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扫荡，它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理论条件。《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编括，选徒助纂”，始于光绪十七年，而正式出书则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周末诸子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他打通了《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他各经各子，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为“托古改制”者，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戊戌时期两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条件的著作。①梁启超：《三十自述》。
②梁启超：《三十自述》。
③《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
第五节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户部用精工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
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先办《万国公报》，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并于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参加强学会的还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第六节推进戊戌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旋又上书统筹全局，说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制度局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于是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此时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开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三、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说康有为是“厚聚党徒”，“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弹劾，说康有为“聚众不道”。御史黄桂洳污辣５峄帷⒈Ｕ慊帷⒈４ɑ幔衔恰俺嘶炕螅篮喜坏诰僮樱哑浠晒闹浴保叭糇几魇》追琢⒒幔只岱宋欧缍穑浠疾豢墒ぱ浴保笱辖Ｕ庋９崴湮捶獗眨灰研未媸瞪ⅲ昂先航嵘纭保泶锪擞晖即娴陌庠福偈沽烁魇∽员５木韧鲈硕汀摆ü恰钡氖迪帧?
这时，康有为又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又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于二十八日（日）召见了他。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①；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①。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发生。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92—93页。①许应骙奏，《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100—4101页。第七节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②，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③。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①。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②；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③。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3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④。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①。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同年，②文悌严参康有为折，《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1—4121页。
③《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参见汤志钧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①康有为：《谢奉到衣带密诏折》。
②梁启超、王照：《致伊藤博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八，日本塙书房版，第413—414页。
③康有为、犬养毅笔谈记录，共二版，日本冈山县木堂纪念馆藏。
④《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六月版，第184—185页。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康有为由香港抵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②，“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③，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④，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②康有为：《在乌威士晚士打演说》，《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罗裕才笔记，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07页。
③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康有为政论集》，第414页。
④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二，《知新报》第126册，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第八节反对民主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光绪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①。
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出《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莠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②表示死守此义，保皇不变。这时，康有为写了《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以及《大同书》。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趋沉沦，“大同”三世学说也起了变化，说是孔子之时，“身行乎据乱”，是“乱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应该进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载”，中国应该“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汉的崇“刑名法术”，王莽、刘歆的“创造伪经”，晋代以后的“伪古学大行”，以致“微言散绝”，“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而二千年的中国，只是“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据此而言，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与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已不同了。
过去，他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现在却以二千多年的中国是“乱世”，而以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为“升平世”（小康）。“乱世”的中国，要经过“公议立宪”，才能符合世界潮流，进入“升平”；至于“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级”，必需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如仍“据乱”则“大乱生”；①康有为：《托英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知新报》第133册。
②章太炎：《正仇满论》，《国民报》第4期，1901年8月10日出版。“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固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①。以喻中国只可实现“小康”（升平世），只可采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①。
光绪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等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沉重打击了改良主义。接着，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②。号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而康有为则漫游各地，离印度、居香港。光绪三十年（1904），自香港至槟榔屿，自槟榔屿赴欧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①康有为：《与李福基等书》，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①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3页。
②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书》，《政论集》，第476页。第九节成立帝国宪政会，开展立宪运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康有为自加拿大南游美国。秋，赴欧洲，旋回美国，撰《物质救国论》，以为“中国之病弱”，在于“不知讲物质之学”。这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次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立宪”。正在欧洲漫游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九月四日（10月21日），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谓：“仆审内外，度形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国之瓜分矣。”“今者举国同心，咸言宪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决行于上。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准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粃政焉。”说是“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准备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庆典”，宣布旧保皇会“告蒇”，新开国民宪政会。说什么“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我先”③，希望重温立宪之梦。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07年3月23日），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来，“议行君主立宪”，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第二条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第三条申明：“本会以尊帝室为旨。”①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有为企图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未果，指使梁启超等与清朝皇室贵族、国内立宪分子联系，又借用侨商名义，写了请愿书，“乞立开国会而行宪法”。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再于下月颁布《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保皇派则表示拥护。《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两个月，光绪帝就“龙驭上宾”了。康有为又说帝国宪政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但是荣禄早死，慈禧太后也卒，谁是贼呢？“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②。
宣统二年（1910），康有为用帝国宪政会名义草书请开国会，指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①。这时，保皇会与国内的国会请愿会联系频繁，拟于年底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向清民政部申请注册，说是“不曰会而曰党，乃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广大之”②。
宣统三年（1911），清廷严制国会请愿。四月，组织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康有为对奕劻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员在海外制造舆论，③《孙中山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0—232页。
①民意：《希望满洲立宪者之翻案》，《民报》第13号。
②《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
①康有为：《光绪帝上宾讨贼哀启》，《戊戌变法》第1册，第433—434页。②康有为：《代美国宪政会请开国会书》，宣统二年。
散布揭贴，说是“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③。五月，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须磨。八月，武昌起义。康有为听到消息，“忧心如焚”，仍持“革党必无成”之说，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④。③《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
④《奕劻卖国揭贴》，宣统三年。
第十节鼓吹尊孔，拥护溥仪复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结束，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了，但他仍恋栈旧制，眷念君主，是年冬发表《共和政体论》，说“**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说：“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当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法良意美者乎？”①混淆民主制与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最彻底的民主制度为最坏，越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并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想挂一个“共和”的招牌，恢复清朝的统治。
此后，发表《救亡论》和《中华救国论》②，妄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还应由清朝复辟。
1913年，以母丧归。在国外15年，至此归国。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这是为了记住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的旧恨，反对袁世凯乘着革命危机逼垮了清朝。葬母毕，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主张“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说是“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③戊戌变法前的孔子，在康有为的心目中是“维新”的孔子；这时的孔子，却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了。
19年3月，电请袁世凯退位。6月，袁世凯死，康有为电黎元洪，“望早召正式国会”①，又请“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汗菜，勿得以以他职事假赁侵占”②。
1917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康有为于事先《拟复辟登极诏》，说是“民主政体只能攘乱，不能为治，不适于中国”③，并受弼德院副院长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首谓“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继称“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陆宗舆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①康有为：《致衷孟、慧儒书》，辛亥十一月九日，手迹。广州中山图书馆藏。②康有为：《共和政体论》，《康有为政论集》，第690—691页。
③《救亡论》撰于1911年冬，发表于1912年，《康有为政论集》，第652—678页；《中华救国论》撰于1912年，载《不忍》第1册，《康有为政论集》，第691—731页。
①康有为《孔教会序二》，载《不忍》第1册，《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2号，见《康有为政论集》，第740页。
②《康有为政论集》，第945页。
③《致北京电》，《康有为政论集》，第957页。
快心”，“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④。
1922年，游曲阜、登泰山，反对联省自治，认为“分裂则必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而修明”①。11月，杭州别墅一天园建成迁居。12月，溥仪“大婚”，康有为在杭州“望阙叩贺”。溥仪赏以“御书”，他又赋诗志庆。1923年，游开封，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往还，又至陕西演讲数次，夏历年底返沪。
1924年，冯玉祥部入京，把溥仪赶出清宫。康有为电北京当局，说是“挟兵逼宫”，“何以立国？”次年，从上海去天津“觐见”溥仪，漫游各地后返沪，办天游书院。
1927年2月，赴天津祝溥仪寿。旋上《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②。3月8日（二月初五日），70寿，溥仪“赐寿”。康有为有诗谢恩。18日，赴青岛。31日（二十八日），病逝。
康有为所写论著，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列，经部有《孔子改制考》、《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等19种；史部有《时务刍言》、历次上书、《戊戌奏稿》、《政见书》、《官制考》、《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共和平议》等64种；子部有《大同书》、《诸天讲》、《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26种；集部有文集、诗集等28种，共137种。
④见《康有为政论集》，第990页。
①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066—1067页。
②康有为：《斥赵恒惕联省自治电》，《康有为政论集》，第1076—1084页。第十六章梁启超第一节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③，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耀祖光宗，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①，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广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①。
光绪十五年（1889），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③《康有为政论集》，第1125页。
①《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5—页。
①《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页。
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②。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①。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②《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页。
①《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1页。
第二节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梁启超最为自信并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激扬文字、驰骋舆论阵地的宣传才能。从登上政治舞台起，梁启超就与新闻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猛烈抨击封建**统治，极力宣扬改良和变革，热心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①，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①。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②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③，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①②梁启勋：《“万本草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0页。①《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页。②《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页。
③《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①《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②。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③。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④。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事实上，梁启超的不少学生，如李炳寰、林青、秦力山、蔡锷等，后来都参加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次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①。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义》，大加奖励”②，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不推翻**的清朝统治，不摧毁封建的**制度，所谓救亡图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并未能使梁启超醒悟过来。尽管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②《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9页。
③《与熊纯如书（三十九）》，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648页。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4。
①《觉迷要录》卷4。
②《保国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8页。
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他们公开提出“保皇”的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特别是梁启超遵从师命来到檀香山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幌子，积极扩大保皇会，以致当地许多兴中会员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会，给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③尽管与此同时，梁启超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改良”与“尊皇”，却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批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的刊物相继创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超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此后，梁启超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梁启超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缺乏公德和知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过他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弱点，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在体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够用通畅易晓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内容，而且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当时成为一种新文体，以至于“学者竞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为了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①。通过这场论战，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图以改良的君主立宪来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谓“开明**”来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无遗。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超还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话，那么此时他已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③《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8页。
①李华兴等编：《尊皇论一》，《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①《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者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
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①。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②。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然而对于改良派来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不仅始终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且与国内的一些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颓势，阻止革命力量的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超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③。但是，梁启超的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厢情愿。清廷所标榜的立宪，完全是为了迷惑民众，混淆视听，在行动上始终没有什么实际的表示。立宪派对此渐感不满，各团体多次联名上书，并开展请愿活动。梁启超控制的政闻社，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3年内召开国会。他们哀恳陈词，乞求清朝统治者赐予一些政治权力。清廷本来就对立宪派组织的请愿活动心怀忌恨，伺机镇压，于是便藉口政闻社内有梁启超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闻社。这对梁启超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而沉重的打击，他极力挽救，但毫无效果，政闻社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这些沉痛的教训，仍未能使梁启超从希望清朝立宪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溥仪即位后，梁启超又上书摄政王载沣，为清廷实行立宪出谋献策。他写道：“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实为本原”①，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这个人才愿为清廷实行立宪效力的心情。此后，梁启超着力宣传立宪政治，撰文介绍欧、美、日本各国宪政，说明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于中国国情。但是，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毕竟是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抵触的，他利用舆论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宪，企图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则是以立宪为名，扩大皇权，强化封建**，梁启超的主张，自然不会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超苦心设计的救国方案一直未被采纳；他本人作为清廷①《开明**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53、74页。
②戴泽：《奏谓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页。③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3、28页。
的“悖逆要犯”，也始终没有得到赦免。
第三节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戊戌以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与国内政界的联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中介。因此，尽管梁启超凭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动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统治集团中却始终没有扮演过什么显赫的角色。随着武装起义的爆发，清廷被迫开放党禁，这为梁启超跻身政界提供了机会。
面对蓬勃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梁启超不得不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为阻止革命势力的扩展，梁启超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在共和政体中，中国必须选择“虚戴君主共和政体”，“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①。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①。梁启超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②他对袁世凯的邀请推辞不就，而继续坚持为鼓吹“虚君共和”奔走呼喊，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封建**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篡夺。1912年2月清帝退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超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说什么：“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③这些言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急于投靠袁世凯的心情。“虚君共和”的调子收起来了，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绝”了，梁启超改而要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时候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各派政治力量不①《上摄政王书》，《梁启超选集》，第549、550页。
①《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43页。②《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605页。
③《致罗惇曧书》，《梁启超选集》，第605页。
断分化，新的政党相继成立。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参加竞选，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5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①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②。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但是，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要独揽大权，做一个新的独裁者，梁启超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的。当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熊希龄的所谓“人才内阁”，对他来说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碍事的了。1914年1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超的兴趣。12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
在此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当日本政府迫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①“若欲并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劝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启超在指责袁世凯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又不时为他作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辩护。他说：“四月来之交涉，我政府尽瘁事国之诚，良不可诬；其应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误。”①似乎袁世凯及其政府不仅没有多大罪恶，而且还有很大的功劳。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国顾问相继撰文，鼓吹中国应当实行帝制。受袁世凯控制的筹安会也宣告成立，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①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5、618页。②《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57页。
①《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20页。①《中日时局与鄙人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6—97页。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的檄文。8月20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及其同伙鼓吹帝制的谬论，强调当今中国决不可行君主之制，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②。文章义正辞严，犀利尖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随即成立云南军政府，与袁世凯进行军事抗争。为策应云南的起义，梁启超于1915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陆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19年3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起义。他一方面向北京施加压力，要求以袁世凯辞职作为停战的条件；一方面又全力策划广东独立。4月19日，护**两广都司令部宣告成立，梁启超任都参谋。随后，他又积极筹备组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联合政府，以期扩大势力，与北洋政府抗衡。5月6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高举反对复辟帝制的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广东、陕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一心想要黄袍加身的袁世凯，陷入了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窘境，因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迷梦，结束了袁氏的反动**统治，又一次显示了时代车轮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梁启超作为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发动、组织、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为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19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超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③。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首之后，梁启超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发生冲突。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复会以后的国会，议员主要由原进步党和国民党成员组成。随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的加深，国会也形成了两派主要势力。进步党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通称研究系），支持总理段祺瑞；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依靠总统黎元洪。两派力量互相对抗，矛盾重重。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1917年3月，段、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梁启超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超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②《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2页。
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5页。
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超，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超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11月15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第四节多变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发展迅疾的时代。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许多多的热血之士都在进行努力的奋斗和艰苦的探索，寻求有效的救国方案。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思想学说也相继传入我国，这为那些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构筑自己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又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至于一些人对自己刚刚提出的主张、见解还来不及细细回味，就又要忙于修改订正了。多变的时代造成了多变的思想，梁启超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称自己“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①。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一步一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抨击封建**制度，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①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尽管梁启超在不断地变，然而历史似乎在与他开着玩笑，无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怎样变，时代潮流却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到后面。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不公平，而是梁启超的种种变化，归根到底都不能超出改良主义的樊篱，改良、渐进，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点。而近代中国恰恰是一个呼唤革命、变化急遽的时代。因此，梁启超的落伍，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梁启超的欧洲之行，长达1年之久，先后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诸国。在国外，梁启超除游览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外，还旁听了英国国会会议，参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看到了战①《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六月三十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70页。①《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3页。
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听到了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为争权夺利而发出的吵闹。1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①“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①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宣传家，而且也是一位知识广博、学有专攻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相当广泛而巨大的，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尤以在历史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贡献为多。梁启超早年投身于政治运动，从欧洲回来之后，他虽然仍不能算作一个自甘寂寞、潜心书斋的学者，但确实是用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他的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欧游归来之后写成问世的。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在从维新运动至他辞去财政总长这一期间，梁启超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许多论著，都是通过介绍国内外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政治制度，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同时，他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往往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他对管子、王安石等历史上改革人物的研究，对中国民族关系和先秦政治思想的探讨，就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明显的政治目的。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即使梁启超晚年所醉心的对佛学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是与他鼓吹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的政治主张密切关联的。
梁启超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他所写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用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他以进化论解释历史现象，套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模式来研究清代学术。他以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上的民主精神和改革人物大加称颂，而对**制度和独裁暴君则攻击无遗。尽管梁启超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有时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还不惜对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引申和无①《破坏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5页。
①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7页。
②同上书，第12页。
中生有的发挥，然而他毕竟是近代中国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比较全面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自称是晚清“新思想界之陈涉”①，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他也往往开一代之风气。梁启超的许多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不仅给当时，而且也给后来的学者以重要的启示。他所留下的累累硕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梁启超晚年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并在一些著名大学任教。除了著述和讲学外，他还先后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务，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他的遗著，由友人林志钧编成《饮冰室合集》，共148卷，1000余万字。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10页。
第十七章严复第一节弃科举，习海军严复，初名传初，乳名体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年号癒壄老人，别号尊疑、尺盦、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别署天演宗哲学家，门人谥为文惠先生。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为福州市）人。祖父严秉符是一名医生，父严振先继承祖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日（1853年12月10日），严复生于福州南台。咸丰九年（1859），“始就外传”①，先后从师数人，中间曾从五叔父严厚甫（光绪年间举人）受业就读。同治二年（1863），严父聘请同邑黄少岩（昌彝）在家设立学馆。黄是“闽之宿儒”①，治学以汉宋并重，平时严复跟他学儒家经典，闲时听他讲述宋元明儒学案，因而为学“明汉宋源委，听指日异”②。越三年，黄少岩去世，其子孟修（拔贡生）继续设馆。同治五年（1866），严复的父亲病逝，学馆中辍。由于生活困难，严复不得不放弃走科举的“正途”。
同治六年（1867），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学堂学习驾驶。同治十年（1871），他从船政学堂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被选派去英国深造。
光绪三年二月（1877年3月），严复到英国后，先在抱士穆德（Portsmouth）学习，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GreenwichNavalCollege）。尽管严复是抱着学习海军知识的目的来到英国的，然而到了英国之后，使他感兴趣的不是西方军事知识与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在英国期间，除了认真学习军事学校规定的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建筑海军炮堡诸学等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外，他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并曾去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的法国游历。由于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索中国富强之道，“穷日夕弗休”③，因而他的学习往往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同，引起了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焘的注意。他每逢假日，辄至使馆，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和中国富强之道，并论及去英国法庭听狱的收获，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①郭嵩焘听了大为惊奇，“引为忘年交”②。
①《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5页。
①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5页。②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社会学界》第7卷（1933年6月）。③王允皙：《侯官严先生行状》，闵尔昌纂：《碑林补集》卷末，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线装石印本。①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1页。②孟德斯鸠著、严复译：《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印版，第224页。第二节走“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五年五月（1879年6月），严复以各科考试成绩“屡列优等”毕业回国，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或称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教务长）。光绪十五年（1889）升为会办（副校长）。次年任总办（校长）。严复出于爱国热情，到天津水师学堂后，一心想把学校办好，多培养人才，建设强大的海军，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但官场的腐朽，使他感到办理海军教育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他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10年间，曾捐监生，参加举人考试，先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九年4次参加乡试，但都未考中。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峻的现实，令严复清醒，他决然放弃追求个人前途的科举仕途，走上了“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历史，针砭时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二年，赞助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竭力鼓吹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西学”，以解救民族危机。在严复的一系列文章中，较重要的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四篇政论文。严复在这些政论文中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在《辟韩》中，他抨击封建君主**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他还进一步揭露这伙“最能欺夺”的“大盗”，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③，有力地鞭挞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揭露了封建君主**制度的罪恶。在批判封建君主**制度的同时，鼓吹“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他说：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天然的统治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①。只是由于人民终日从事耕、织、工、贾“相生相养”的事，才“择其公且贤者”②，立之为君。君主既然是共举出来的，也就有权废除他。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怎样才能获得民主？他认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③。这样可以使“君与民皆有权”，君与民“共治”，国家就能独立富强，民族危机就可以解救。他还抨击科举制度“牢笼天下”，“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④，批评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处，主张废八股，倡西学。他认为中学“好古而忽今”，西学“力今以胜古”⑤。讲西学之后，就可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提出要救③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①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6页。
②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6页。
③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6页。
④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32页。
⑤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2页。
亡，要富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并且断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大声疾呼：“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⑥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康有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不要再走老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走新路。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使爱国救亡运动有了新的理论基础。
严复除积极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外，还积极参与创办新式学校。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俄文馆总办，亲拟课程，延聘教师。他主持的这所学校，成为我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学”⑦，培养维新人才。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急于选拔新政人才，贵州学政严修建议，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设特别进士科——经济特科，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凡是长于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学、工程等人员，仿照博学鸿词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荐考试。光绪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说：“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严复先被顺天府尹胡燏芬推荐参加考试，后由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直接向光绪帝推荐。王锡蕃在奏折中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本船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请“量才器使”①。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
严复被光绪帝召见回寓后，将在当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1月27日至2月4日）《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书》加以修缮，送呈光绪帝。《拟上皇帝书》的中心思想是提出“谋国救时之道”。他说：“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因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所以他主张未变法前先“治标”，变法后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标”三策、“治本”四策。“治标”三策是：（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严复认为：“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②至于“治本”四策，在《拟上皇帝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但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1898年8月23日）《吴汝纶致严复书》中，可知其端倪。书中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⑥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2页。
⑦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50页。
①《通艺学堂章程》，铅字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王锡番：《奏保人才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375页。
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①同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号召人们于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②，以保国、保种、保教。严复于四月在《国闻报》上连续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议》等论文，对保教予以批评。他说：惟于“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③。“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①但是，严复的万言书还未送到光绪帝面前，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
严复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政变时却免受株连，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在文字上宣传维新思想，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再加上《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太后、荣禄惧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轻易对他下毒手。
①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3—77页。
②《严复集》第5册，第1562—1563页。
③康有为：《保国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1页。①严复：《有如三保》，《严复集》第1册，第82页。
第三节翻译西书严复在积极鼓吹变法维新的同时，决心致力于翻译著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他先后翻译了11部外国著作，约170多万字，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有名，人们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译著多是用意译。在译述过程中，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夹译夹议的方式，或者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他译的书，不能看成一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他的著作。他对译书要求很严，主张译书要忠于原著，准确地表达原意，文字要清晰流畅优美。这三点要求，他概括为“信、达、雅”三原则②。他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①，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②，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选译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所谓“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③。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列”所淘汰。严复以生物的“自然竞争”、“适者生存”来代替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②严复：《保教余议》，《严复集》第1册，第85页。
①〔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译例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②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一。
③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8页。
“自强保种”，对唤起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的精神，变法自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顽固分子，揭露了他们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确有振聋发聩之作用。所以，《天演论》一发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使人们禁锢的思想，为之一振。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①，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②梁启超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许多爱国志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另谋新路。人们和学校纷纷用“竞存”、“适者”、“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命名，一时成为时尚。
《天演论》的发表，不仅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对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极大的影响。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③。
①《天演论》，第6页。
②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525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第四节反对民主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其间，曾参与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此外，他还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从此，他脱离了海军界，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水师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严复被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去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这个局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所谓“中外合办”企业。严复担任该局总办期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后来他自己说：“此来徒为五百番（银元）月入耳，其是非乐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希圣为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总纂、严复为编译书局总办。严复担任编译书局总办后，与吴汝纶同处京师，过从甚密，朝夕研讨新旧学问。光绪三十年（1904），严复辞去编译书局总办职务，回到上海。
光绪三十年（1904）冬，发生了开平矿业局诉讼事件，严复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次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获悉严复在伦敦，想争取他参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访了他。二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①也就是说，严复坚持“渐进”的观点，认为应从教育着手；孙中山主张“急进”，认为应立即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由于双方之间的观点、立场相距甚远，因而未能联合。
严复回国后，恰逢马相伯在上海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他在积极协助马相伯筹办学校的同时，应友人的邀请在上海青年会作了8次政治学讲演。他的讲演稿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政治讲义》。在讲演中，严复以政治同历史的关系及社会的演变来宣传他的“渐变论”，抵制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
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后，第一任校长为马相伯。光绪三十二年（1906）马去日本考察，由严复接替，成为第二任校长，但他仅接任几个月就辞职了①。严复辞去校长职务后，又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他在学校又大讲“立宪之君”，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恩铭被刺，才离开这个学校。期间他曾去北京一次，被外务部尚书唐绍仪任命为游学生毕业考试同考官，共录取了陈锦涛、颜惠庆等十三人，分别赐予进士和举人出身。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清廷增设学部，任命荣庆为尚书，主持学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严复被荣庆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1910年1月17日），清廷赐予他文科进士出身。
①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期（1905年）。
①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宣统二年（1910），清廷成立预备立宪机构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的名义，被“钦选”为资政院议员。同年十一月，清廷设立海军部，由于严复在海军工作多年，特授予他海军协都统衔。宣统三年（1911），清廷又特授予他海军部一等参谋官等职务。
严复从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前13年间，他虽表示“罢政归第”，不涉足政治，一心一意从事翻译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清廷，相反，在清廷担任的职务比戊戌变法失败前更多。这时严复的思想不仅没有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反而日益趋于保守。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中这样写道：“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②他一方面批评改良派，“攘臂疾走”，“旦暮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一方面攻击革命派，“搪撞号呼”，“盲进破坏”，从一个进步的思想家走向保守的营垒。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结束了清朝260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严复虽然对清朝统治不满，但又认为“天下仍须定于**，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可富强之可跂乎。”又说：“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①②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214—218页。
①《严复集》第1册，第123页。
第五节保守复旧的落伍者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严复被任命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11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在辞职前的9月，还被北洋政府海军部编译处聘为总纂，辞职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问。
1913年9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10月6日，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感到国会是他搞**独裁的障碍，竭力攻击国会的存在，是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①。1914年1月10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来代替。但是，中央政治会议来历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续，于是又制造一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如同中央政治会议一样，是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1月26日，严复被举为约法会议的议员。3月18日，会议正式成立，议员们按照袁世凯的旨意，炮制了一部**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使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袁世凯政权的立法机构是立法院，同时设立一个被总统咨询的参政院。立法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简任。但即使由袁世凯一手包办选举的立法院，也始终未成立，一直由参政院代行职权。严复又被袁世凯简任为参政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将外国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和文章，译成中文送给袁世凯备览。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当他知悉袁世凯有想当皇帝的意图时，就苦心相劝：“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于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凯还是执迷不悟。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时，严复与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6人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而列名筹安会，是杨度等强加给严复的，公诸报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未赞一词”，但这并不表明他认清了时代的潮流，反对帝制，赞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反对操之过急，“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结果，“欲速不达”，“弄巧成拙”②。
在辛亥革命后，严复不仅在政治上倒退到顽固坚持复辟君主，反对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张学习西方蜕变成提倡尊孔读经和维护封建道统。1913年，他同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纾、吴芝瑛、梁启超等200余人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他为首领。孔教会成立后，他在《庸言报》上发表《孔教会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以后又写《导扬中华民国精神议》，鼓吹尊孔读经，倡导忠孝节义，维护封建道统。他说：“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①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660页。
②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11—112页。
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①这样，由一个热心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积极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革新者，变成了主张复古的落伍者。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作各自的表演。严复完全抛弃了宣传西学、提倡新学、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革新精神，以维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的姿态出现，放言无忌，竭力反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①就是说，学生起来进行爱国运动，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他还辱骂攻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人格虽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②严复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无效。1921年10月28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①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29页。
①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92页。
②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95页。
第十八章谭嗣同第一节为维新改革而献身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0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烂眠胡同。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他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光绪二年（1876）北京发生流疫，谭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后又苏醒，所以取号复生。在这次流疫中，他母亲和姐姐、哥哥等相继染疾而逝。其母死后，谭嗣同备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视，心灵上受到极大创痛，后来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①他憎恨封建伦理，勇于为理想献身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早年的遭遇不无关系。
谭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结交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五（世称大刀王五，名正谊，回族），向他学习拳击和剑术，后来“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①，即由此奠定了基础。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