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屋内对谈（一）
一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始源，副阁。
春日的阳光从窗棂斜斜地照进来，在案角那卷文书上落下一块暖黄色的光斑。
屋里有点闷，门关着，窗也只开了半扇，通风不好，一层薄薄的灰尘浮在案面上。
郝雨田坐在案边，面前摊着那卷文书。
沈铭坐在他对面，一只手搁在案上，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壶凉茶的壶身。
郝雨田拿起文书，翻开第一页，他的目光从最上面一行数字往下扫，扫到一半，停住了。
他抬起手，用食指在那行带圈的赤字下面轻轻点了一下。
“怎么会这么高？”
沈铭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松开壶身，把手放回案上，十指交叉，又松开。
“我哪里知道？财政报上来的就是这么高。”
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你是怎么知道我财政捉襟见肘的。”
郝雨田一边看，一边开口，声音沙哑，但语速很稳。
“很简单啊，为了我实验的进行将水碓拆除，官家的造纸业一下子就萎缩了，这里就减去了许多的收入。”
他翻到下一页，找到了另一行数字，用指尖敲了敲。
“然后每年都固定航海，所有的木料都要从上游直接运到下游，这一走就是半年的路程。提前一年就得定制下一年的木料，这里是每年固定的大额支出。”
他又翻了一页。
“还有每年都得收集油料，虽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但已经有很多商人和农户就留着油，等待着年底一口气卖给你。
他们等着你出价，你得按时按量地接货，这是一笔固定的开支。”
他把文书合上，放在案上，抬起头来，看着沈铭。
“还有其他更多地方，比如说辞退补贴，一年十三薪，节假日工资，这些都是大额支出。”
他说完这些，停顿了片刻，目光没有移开。
“我能猜到财政可能会出现赤字，但我没想到能这么大。为什么你收这么高的税，钱款还回不来？”
他顿了一下。
“这讲道理不应该。明明越头部的商人越应该拥有财富，但你这明显不对。”
沈铭没有接话。他的目光落在案上那卷文书上，看着郝雨田刚才按过的那一页，看了很久，才低声说：
“你说得对，钱确实没回来。收上来的税，比报上来的实际开支，差了一大截。”
郝雨田看着他。
“你知道差在哪儿吗？”
沈铭沉默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我查过。税缴上来之后，有一部分，在往下走的路上被截了。”
“被截了？”
“嗯。一层一层地截。递上去是六成，到了官库，就剩四成。”
郝雨田的眉头动了一下，那张被疤痕覆盖的面孔看不出太多表情，只有那双露出白线的眼睛里有一丝变化。
“这你都知道，为什么不查？”
“查不了，每一层的人都说自己是按规矩办的，账目做得干净，你找不到证据。
动一个，整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来查的，要么提前把窟窿填了，要么联合起来拖住你。
我能动一个，动不了整条链。”
郝雨田没有说话，他看着沈铭，眼神中透露着失望，过了一会儿，低下头，又重新翻开了那卷文书。
他翻到中间那页，看着上面那行“田赋”二字。
他把目光从字上移开，落在窗外，窗外的天空是灰白色的，云层压得低，没有风，他看了一会儿，收回目光，重新看向沈铭。
“你真的没考虑过修改一下工人们的福利待遇吗？我感觉过高了。”
沈铭抬起头，看着他。
“一人工作一年所赚到的钱大概是八千有余，这足够五口人一年的吃食。而一个人耕地，所能赚到的粮食全部换算成钱，也不过是五千有余。
这相差的太多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您写在书里的。”
郝雨田一字一句地说出这个数字，像在陈述一件他已经算过很多遍的事情。
“要在人口过万的城市建造城墙，同时卡死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是因为大家都在往城市跑，没人种地吧？”
沈铭没想到他会把这一层也翻出来，他看着郝雨田，目光在郝雨田那张伤痕交错的面容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垂下眼。
“是的。毕竟如果从其他地方调集粮食，造成的财政压力更大。”
“那你就没想过，为什么大家都在往城里跑？”
沈铭没有回答。
郝雨田也没有等他回答，他把文书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页最下面的一行字，看了一会儿，才继续说：
“城里工作，工钱比种地高，活比种地轻松。你让他们在田里刨食，刨一年，不如在作坊里干三个月。
这不等价的东西，你怎么拦也拦不住。”
沈铭坐在案后，没有反驳。
郝雨田把文书合上，放在案角，然后用指节在案面上轻轻叩了两下，像在敲一段话的重点。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让粮食从官营变成私营呢？”
沈铭沉默了很久。
他坐在案后，手掌搁在案面上，五指张开，又收拢。
这可能是他穿越过来之后，最尴尬的一次沉默。
他还记得自己当初定下这个政策时的理由，粮食由官家统一收购，统一定价，货币与粮食绑定，一文钱兑换一斤粮。
这样粮食不会被人卡着脖子，货币也不会贬值。
他一直觉得，这是一套自洽的体系。
但郝雨田把那份文书摊开在他面前，上面的赤字一行一行地列着，像一列列被揭开的口子。
“官家收购粮食是官府每一年固定的最大额支出。”郝雨田说，语气没有起伏，“没有任何一项支出能比得上这一条。”
沈铭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
“这是为了将货币与粮食绑定。一文钱兑换一斤粮食，这个只要绑定下去，货币就不会贬值。”
郝雨田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等沈铭说完，才开口。
“但是粮食是不断增加的。货币是需要铜去做的。你铜增加的速度不可能比得上粮食增加的速度。神明大人，您的考量有失偏颇。”
沈铭张了一下嘴，又合上。他想了想，换了一个角度。
“这是为了所有人都能吃得上粮食。如果不由官家把控粮价，那就会造就很多人都吃不上饭。”
郝雨田看着沈铭，手指停在案面上。
“但是现在每年粮食产量都是远远溢出的。交由市场，市场会调节粮价。”
他顿了一下，又说：
“至于私人收购粮食抬高粮价，神明大人，您的粮仓里面的数量与储量，只要没有人造假，那绝对会轻松碾碎任何一位粮食投机者。
再不济，也可以直接动武，他们无处可跑。”
沈铭没有接话，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已经被对面这个人提前算好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说了出来：
“这是为了给官府增加收入。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高价卖给城里人，来回赚差价。”
郝雨田没有立刻反驳，他等沈铭说完，才开口。
“但是现在农村的人口远远大于城市。城市里面根本消耗不完那么多粮食。增加收入更是无稽之谈。”
他看着沈铭，那双眼睛露出的白线在光下显得格外清晰。
“每年的赤字里面起码有一半以上都是这个政策所贡献的。”
沈铭还想说什么，嘴张了一下。
“这是……”
郝雨田抬手，在案面上用指甲轻轻敲了两下，声音不大，但把沈铭的话打断了。
“够了，神明大人。承认你的错误吧。”
他顿了一下。
“不对，沈老师，承认你的错误吧。”
沈铭坐在案后，像是被这两个字钉住了一样，没有动。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风终于动了，吹动院子里那棵老树的枝叶，发出一阵沙沙的声响，从半开的窗缝里透进来。
阳光从云层后面漏下来，在案面上投下一片明暗交错的影子。
他点了点头。
“但是，”他说，“推行了这么久的政策，说改就改，积重难返。这一项政策养活的人可不在少数。”
郝雨田看着沈铭。
他听得出沈铭这句话里藏着的东西，不是反对，是担心。担心政策改了之后，那些靠这条政策吃饭的人会一下子没了着落。
他开口：
“沈老师，你想改什么时候都可以改。只需要您的一句话。在神疆，绝对没有人会反驳您的意愿。”
沈铭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说不清是苦笑还是别的什么。
“你不就是吗？”
郝雨田没有回避。他看着沈铭，摇了摇头。
“我也不会反驳您的意愿。您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位仁爱的领袖，一位坚强的领袖。让我来，我不会做得比你更好。我只是负责给出建议。”
沈铭没有回答。
他坐在那儿，看着郝雨田，那副被烫伤的面孔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更加深刻，疤痕的沟壑在影子里加深了颜色。
他想了想，问了一句：
“那就是说，粮食改为私营？”
郝雨田点了点头。
“是的，光是这一项，就可以免除一半的赤字。”
他说完这个，又补了一句：
“并且，粮食私营必须附带田税。”
沈铭的声音陡然抬高了。
“这不可能！”
他的声音在屋里弹了一下，又落下来。窗外的风又停了，屋子里重新静下来。
郝雨田看着沈铭。他等了一会儿，才开口，声音平稳，不带起伏。
“为什么不可能？商人的税能收农民的税就不能收？”
沈铭坐在案后，手指压在案面上，压得指腹发白，他看着郝雨田，胸口起伏了一下，又强压下去。
“因为，如果收田税，无论你怎么划分，这都必将成为贪污的重灾区。”
郝雨田没有立刻回答。
他坐在那里，目光没有从沈铭脸上移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正是因为成为了贪污的重灾区，才证明这有利可图。
如果一个制度，连贪污的缝隙都没有，那就证明它这一条链子上没有任何利益。
那么，对于需要利益维持运转的官府，又该如何运转？”
沈铭说不出话来。
郝雨田没有停，他继续说下去，声音低沉，像蛇在草叶间游过。
“沈老师，您可能来自一个伟大的文明。
但是，我们不是那个伟大的文明。
我们孱弱，我们渺小，我们需要时间。
您想要照搬来自那个伟大文明的决策，但却忽视了最基本的一个关键。”
屋内安静下来。
沈铭张口又合上。他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压在那片静默的下面。
郝雨田看着他，一字一句：
“这是沈老师，您写在语文课本上的一句话。但连您自己都没有理解。”
他说出那句话时，屋里的空气像是变紧了。沈铭没有躲避他的目光，他坐在那里，像是等着那个名字被说出来。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郝雨田说出来，声音不大，却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惊为天人。感觉到了沈老师的智慧之深奥。”
他停了一下。
“但在后来的接触中，在各种体质的观察中，我感觉，您不像是能够创造出这句话的人。”
沈铭没有说话。
“这也是沈老师您的漏洞——您写下来的东西，自己却无法理解。您只是记住，只是传达，但并未真正学会。”
沈铭沉默了。
他坐在那儿，指尖压在案面上，过了很久，才缓缓松开。
他把手从案上拿起来，搁在膝上，低头看着自己那双出过汗的手掌。
他想起自己穿越前，在地球上，那间出租屋里，每天窝在椅子上，刷着手机，看着那些文章，羡慕那些能写出深刻道理的人。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把那些道理搬到另一个世界，而且搬得如此漏洞百出。
他抬起眼，看着郝雨田，那张被烫伤的脸在昏暗的屋里显得沉默而安宁。
他忽然很想问：你是从哪一刻看出来的？但他没有问。
因为答案不必问，他也知道，从他第一次把这句话写在课本上的那天起，从他第一次用这句话来解释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合理时起，他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自相矛盾了。
他沉默了许久，才慢慢开口，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
“我确实……没有真正理解过这句话。我只是把它写下来，然后相信它是对的。”
郝雨田没有立刻回答。他坐在那里，看着沈铭，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相信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真的想让它有用。
但它能不能有用，不是靠相信，是要你把它落到地上，看你走的每一步，是不是顺着它走的。”
沈铭没有接话。
屋里又静了一会儿，风从窗缝里透进来，吹动案角那卷文书的边角，又落回去。
郝雨田看着他，没有继续追下去，他停了一下，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一点，声音也低了些。
“所以，沈老师，请问，那个伟大的文明，是否也经历过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时期？
而那个伟大的文明，又是如何度过这样的时期的？”
郝雨田的目光中充满着希冀。
沈铭沉默了很久。
他没有立刻开口，窗外的光线一点点变暗，云层压得更低了，像一层灰布盖在山脊上。
他没有点灯，屋里越来越暗，直到沈铭的身影渐渐与屋角的阴影融在一起，他的声音才从暗处浮起来。
“但那是非常黑暗的岁月，底层人不算人的岁月，我不想让那种岁月出现。”
郝雨田没有立刻回答。
他坐在那里，看着沈铭，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那不会是那个伟大文明所有统治者的希望，必然是文明体系中有蛀虫所致。”
他微微前倾，目光在沈铭脸上停了一息，声音低沉，却带着一种不容回避的执拗。
“所以，请告诉我，那个伟大文明，在这个时期，是如何发展的。”
窗外的风停了，屋子里静得能听见郝雨田自己的呼吸声。
沈铭坐在阴影里，没有回答，案上那卷文书摊开在昏暗的光线里，上面的赤字数字，在越来越暗的光中，渐渐模糊成一团暗影。
沈铭坐在阴影里，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那个文明，在这条路上，走得很长。”
郝雨田没有接话，他坐在那里，等着。
“起初，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粮食由官府收购，货币和实物绑定，那时候人少，地多，官府仓廪丰实，这一套撑得起来。”
“然后呢？”郝雨田问。
“然后，人口涨了，地开得差不多了。”
沈铭顿了一下。
“粮食产量开始跟不上，官府收购价低，农民不愿意往官仓卖，可又不能卖给旁人，律法锁死了渠道。
粮仓里的粮食一年一年地囤着，发霉、虫蛀。而市面上的粮食越来越少，城里人拿钱买不到粮。”
郝雨田没有打断他，安静地听着。
“官府为了维持粮价，只能提高收购价，再提高卖价。可农民还是交不出粮，商人也不敢走私。整个链条慢慢僵死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郝雨田问。
“大约在他们建立起大一统体系的二百年后。那是一段很长的下坡路。”
“后来呢？”
“后来，他们做了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把粮食的买卖渠道打开了。
官家不再垄断收购，允许商人和农户直接交易，官家只负责收税。”
“那粮价怎么办？”郝雨田问，“商人逐利，他们会不抬价？”
“会。”沈铭说，“一开始确实乱。有人哄抬，有人囤积，有灾年发国难财的。
官府用了最笨的一招，把官仓里的存量放出来，砸向市场。
你囤，我就卖；你抬，我就压。用官方储备跟投机者对冲。”
郝雨田微微点头，像是把这笔账在心里走了一遍。
“官仓的粮从哪里来？”他问。
“田赋。”沈铭说，“改变了原来的征收方式。以前的税，是摊在每个人头上的；后来改成按田亩征收，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不交。”
“可田税也是容易造假的。”郝雨田说，“我家地里种了多少，我报多少，官府能查得过来？”
“查不过来。”沈铭说，“所以后来他们用了很笨的办法，官府派人丈量。
每隔几年，派专人到每个县，用统一的尺子，一块地一块地量过去，把量出来的数字刻在石碑上，县衙存一份，百姓看得到。
你有异议，可以申诉，但要拿出证据。
拿不出，就按碑上的数交税。”
“那地变了呢？河改道、山洪、沙化？”
“所以每隔几年就要重新丈量一次。”沈铭说，“每一次丈量，都能查出一批隐瞒的、虚报的。也有一批人因为丈量被处置了。但地还是那些地，税总要收。”
郝雨田沉默了一会儿，说：“田税成了官府稳定的进项，就不怕粮价跌了。”
“对。”沈铭说，“以前的粮食官营，粮价一崩，官府跟着崩。后来的田税，独立于粮价，土地在，税就在。粮价跌到底，税还是一样的。”
“那农民呢？他们愿意交吗？”郝雨田问。
“开始不愿意。”沈铭说。“但后来他们想通了一点，如果粮价是市场定的，粮多的时候价格会跌，粮少的时候价格会涨。
丰年贱粮，灾年贵粮，这是自然规律，官府不压价也不抬价。
农民自己手里有粮，可以在贵的时候卖，贱的时候存。
这个自主权，比官营时期他们能拿到的，要多得多。”
“他们就不怕被人压价？”郝雨田说，“大户、粮商，联手压价的时候呢？”
“所以需要官仓。”沈铭说，“粮价低到一定程度，官府用官仓收粮，托住价格；粮价高到一定程度，官府开仓放粮，压低价格。
这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粮价不涨到人吃不起，也不跌到种地的人撑不下去。
官仓的存在，不是为了取代市场，是为了让市场不至于摔死。”
郝雨田听着，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那官仓的粮，谁来管？放多放少，由谁定？”
沈铭沉默了一下，才说：“由官府定，但这正是那个文明出过事的地方，定粮价收放的，是人，人就会有私心。
有人会趁着放粮的时机，把官仓的粮换成陈粮，或者把好粮偷偷卖出去。
后来这个制度被改造过很多次，加了很多条规矩，仓在谁手上、粮从哪儿来、数是多少、谁来核验。
可无论怎么改，都改不掉‘人’这个环节。他们最终只能接受，这个制度是好的，但永远不完美。”
郝雨田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像在考虑什么。
沈铭继续说：“那个文明在粮食、货币、税收这些事上，摸索了非常长的时间。
有些路走对了，有些路走错了。
可他们后来有一个共识，不要追求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要追求一个能自我纠正的制度。”
“自我纠正？”
“对。一个制度，如果错了，要能让人发现它错了。要有人能改它，改的时候，不会把整个盘子掀翻。”
郝雨田抬起头，看着他。
“那田税也是这么来的？”
“田税，其实也是他们试了很久之后才定下来的。”沈铭说，“最初也想过土地归公、集体耕种、统一分配。
那一套确实可行，但只适合在特别严格的条件下，人口少、土地集中、长期稳定的时候。
等人口一多，地一复杂，那套办法就撑不下去了。
因为地有肥有瘦，人有力气大小，派活的公平，分配到的东西却总是有人说划不来。
因此他们才逐渐转到‘土地归私、按田征税、出入自由’的路子。”
“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让土地从公有变成私有？”郝雨田问。
“靠时间。”沈铭说，“最开始是默许，耕作的人可以在同一块地上连续耕种多年，别人不能来抢，这就慢慢形成了‘谁种谁有’的事实。
然后官府承认了这个事实，把它写进律法，就成了产权。”
他顿了顿：
“这是那个文明最笨、也最扎实的一步。
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在地里反复耕、反复认、反复守，最后把‘这块地是我的’这件事，从习惯变成了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