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蛛网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张伟就起来了。

王桂香正在灶前生火，见儿子这么早起身，有些意外：“大伟，今天还进城？”

“去公社办点事。”张伟洗了把脸，从锅里拿了两个昨晚剩的玉米面饼子，“中午不一定回来，别等我吃饭。”

“路上小心。”王桂香往灶里添了把柴火，火光映着她日渐消瘦的脸。

张伟揣着饼子出了门。清晨的村庄还没完全醒来，只有几户人家的烟囱冒出青烟，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晨露混合的味道。他一路走到村后那片小树林，四下无人，换好衣服，这才从空间取出那辆永久28自行车。

车子在晨光中泛着金属光泽。他检查了一下轮胎气足，便跨上车座，蹬着往公社方向去。

土路颠簸，自行车轮轧过车辙印深的坑洼时，整个车把都在抖。但比起步行，速度快了不止一倍。风吹在脸上带着凉意，路两旁的田野在晨雾中模糊成一片片深浅不一的黄褐色。

骑到公社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公社的街道比村里热闹些，供销社门口已经有人排队，邮局刚开门，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过。

张伟先去了派出所——公社的派出所在一条小街尽头，是个三间房的院子，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院子里停着两辆自行车，靠墙放着几盆已经枯萎的花。

他推着车进去，一个年轻民警从屋里出来：“同志，办什么事？”

“给自行车上牌。”张伟把车支好，“刚买的二手的。”

民警看了看那辆8成新的永久28，眼里闪过一丝羡慕，但很快恢复公事公办的表情：“户口本、购车票据、介绍信。”

张伟从怀里掏出证件——户口本是家里的，购车票是昨天在信托商店开的，介绍信是大队开的。民警接过去仔细看了看，又抬头打量他一下。

民警领他进了屋，开了张单据，让他去隔壁窗口交钱。手续全办下来，花了二块五毛五——其中二块四是今年的车船使用税，剩下的是过户工本费。

“证拿好，丢了补办麻烦。”民警把一张盖着红章的纸递给他，“以后每年这时候记得来交税。”

“谢谢同志。”

张伟把手续收进空间。出了派出所，他推着车在供销社附近转悠。

这个时间，供销社门口已经聚了些人。有排队买东西的，也有蹲在墙角抽烟、眼睛四处瞄的——那是这个年代的“票贩子”，专做各种票证的私下交易。

张伟在不远处观察了一会儿。他注意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蹲在供销社侧面的墙根下，手里卷着旱烟，但眼睛一直没闲着，时不时有人走过去跟他低声说两句，然后又匆匆离开。

就是他了。

张伟推着车过去，在男人旁边停下，假装检查车链条。等周围没人时，他低声问：“有票吗？”

男人抬头，打量了他一下，又看了看那辆自行车，眼里闪过一丝精明：“要什么票？”

“烟票，布票。”

“烟票甲级的七毛，乙级的四毛。布票一尺两块。”男人报出价，“要多少？”

“甲级烟票二十张，布票五十尺。”

男人眼睛亮了亮，这算笔不小的买卖。他左右看看，站起身：“这儿不方便，跟我来。”

两人一前一后，拐进供销社后面的一条窄巷。巷子两边是高墙，尽头堆着些破烂杂物，平时少有人来。

到了巷子深处，男人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沓各种票证。他熟练地数出二十张甲级烟票，又数了五十尺布票——布票是一寸宽、两寸长的小纸片，印着“北京市布票”，面值有一尺、二尺、五尺不等。

“烟票十四块，布票一百块，总共一百一十四块。”男人把票递过来。

张伟接过，仔细看了看——票是真的，纸质、印刷、印章都没问题。他从怀里掏钱，数出一百一十四块递过去。男人接过钱，蘸着唾沫数了两遍，满意地揣进怀里。

交易完成，张伟却没急着走。他压低声音：“再打听个事儿。黑市……几点开？”

男人愣了一下，重新打量张伟，眼神变得警惕：“同志，你说什么黑市，我听不懂。”

“明人不说暗话。”张伟笑了笑，“我有货要出，量大。你要是能牵线，少不了你的好处。”

男人的表情松动了一些。他犹豫了几秒，声音压得更低：“晚上十点到凌晨三点，老地方——废砖窑那边。不过……”他顿了顿，“最近风声有点紧，上礼拜刚抓了一波。你真要去，小心点。”

“谢了。”张伟点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男人叫住他，试探着问，“你刚才说……有货？什么货？”

张伟停下脚步，回头看他：“红糖。四百斤。”

男人的呼吸明显急促了一下。他左右看看，凑近些，声音几乎细不可闻：“四百斤？真的假的？”

“真的。”

“什么价？”

“你能出什么价？”

男人脑子里飞快计算。黑市红糖现在能卖到五块一斤，收购价一般在四块到四块五之间。四百斤，就算四块一斤收，转手也能赚两百。这生意……

他说，“四块一斤，我全要了。”

张伟摇摇头，一千八百元。

“一千八？”男人倒吸一口凉气，“四百斤红糖，一千八？这……这价……”

“你就说要不要。”张伟语气平静，“要，现在就能交易。不要，我找别人。”

“要！要要要！”男人连连点头，“你等着，我这就去拿钱！十分钟……不，五分钟！”

“我在这儿等你。”张伟说。

男人转身就跑，跑了两步又回头：“你可别走啊！一定等我！”

看着男人消失在巷口，张伟没留在原地。他推着车走出巷子，在附近转了转，找了个能看见巷口但又不容易被发现的位置——供销社侧面的一棵大树后，他先把红糖放到那个巷子口的杂物堆那用杂物盖住。

张伟便来到这棵大树后面，靠在树干上，看似在休息，眼睛却盯着巷口方向。手里握着车把，随时准备蹬车离开。

约莫过了二十分钟，巷口出现个人影——是那个票贩子，拉着辆板车，车上放着个麻袋，他焦急地四处张望，显然在找张伟。

张伟又等了两分钟，确认只有票贩子一个人，而且没看见可疑的人跟着，这才推着车从树后出来。

票贩子看见他，眼睛一亮，拉着板车快步过来：“同志，你可算出来了！钱我带来了！”

两人又回到那条窄巷深处。票贩子从板车上的麻袋里掏出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钞票——十元一张的，足足一沓半。

“一千八，你数数。”

张伟接过钱，快速数了一遍。数目对，钱也都是真的——这个年代假币少，但小心点总没错。

数完钱，他指了指巷子尽头那堆破烂杂物：“货在那儿。”

票贩子一愣，他刚才明明看过那里，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拉着板车过去——走近了才发现，杂物堆后面，靠着墙，整齐地码着四个鼓鼓囊囊的大牛皮纸袋。

每个袋子封口严实。纸袋是那种厚实的、防潮的牛皮纸，上面没有任何标记。

“就……就在这儿？”票贩子有些不敢相信。这么值钱的东西，就这么随意地放在这儿？

“你检查吧。”张伟说。

票贩子从怀里掏出把小刀，小心翼翼地在其中一个纸袋上扎了个小孔。棕红色的糖粒从小孔里漏出一点，他用手接住，凑到鼻子前闻了闻，又用舌头舔了舔。

纯正的红糖甜味在舌尖化开。

他又检查了其他三个袋子，每个都扎孔取样尝了尝。四袋都是上好的红糖，颗粒均匀，颜色正，甜度足。

“没问题！”票贩子脸上露出笑容，赶紧把四个袋子搬上板车，用麻袋盖好。做完这些，他转头想跟张伟说什么，却发现巷子里已经空无一人。

张伟早就走了。

离开巷子，张伟骑着车往公社另一头去。下一个目的地：王建军家。

王建军是他高中同学，也是他在公社为数不多的熟人之一。更重要的是，王建军在公社派出所工作，虽然只是个普通民警，但消息灵通，人脉也广。

王建军家住在公社西头的一片平房区。张伟凭着记忆找到那处院子——三间正房，两间南房，院子不大但收拾得整齐，墙角种着几棵葱，晾衣绳上挂着洗过的衣服。

他在路上就从空间里取了条二斤的猪肉，又包了斤红糖，装在一个绿色的网兜里。到王建军家门口时，他看了看手表，刚过十点。

敲门，开门的是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小姑娘——王建军的妹妹，王小梅。

“大伟哥？”王小梅认出他，有些惊喜，“你咋来了？快进来！”

“今天星期天，你哥在家吧？”

“在呢在呢！”王小梅让开门，“哥！大伟哥来了！”

张伟把自行车推进院子支好，拎着网兜进屋。屋里，王建军正坐在桌前看书，听见动静抬头，看见张伟，眼睛一亮：“哟！张伟！稀客啊！”

他起身走过来，在张伟胸口轻捶了一拳：“你小子，回村种地就把哥们忘了？两年没见了！”

“忙，地里活儿多。”张伟笑着把网兜放在桌上，“今天来公社办事，顺路来看看。”

王建军的父母也从里屋出来。王父五十来岁，在粮站工作，穿着深蓝色中山装，戴着眼镜，看起来是个斯文人。王母围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显然正在做饭。

“叔叔，阿姨。”张伟打招呼。

“大伟来了，坐坐坐。”王母热情地招呼，看见桌上的网兜，“你看你这孩子，来就来，带什么东西！”

“一点心意。”张伟说。

王父推了推眼镜，看着张伟：“大伟，今天来是……有事？”

张伟也不绕弯子，把想找铁路公安工作的事又说了一遍。内容和跟刘建军妈妈说的大同小异——家里困难，想找个稳定工作，铁路系统能跑车，有机会从外地带点东西回来补贴家里。

王父听完，沉吟片刻：“铁路公安……这工作不好弄。得等机会，还得有人。”

“我知道。”张伟点头，“所以想请叔叔帮忙打听打听，要是有消息，花多少钱、走什么关系，我都愿意。”

王父看着张伟，又看了看桌上的肉和糖——这在1960年都是实打实的重礼。他叹了口气：“行，我帮你留意着。粮站那边有时候能听到些消息，我问问。”

“谢谢叔叔。”

正事说完，气氛轻松下来。王母张罗着要做饭留张伟吃午饭，张伟推辞不过，答应了。

王建军拉着张伟到院子里说话。两个老同学两年没见，有不少话要说。王建军问张伟村里的情况，张伟问王建军派出所的工作。聊着聊着，王建军的目光落在张伟手腕上——那里戴着一块崭新的手表。

“哟，上海牌？”王建军凑近看了看，“可以啊张伟，种地都戴上手表了！”

张伟笑了笑，没接话。

王建军却上了心。他压低声音：“兄弟，跟哥们说实话，你这手表……哪儿来的？”

张伟知道瞒不过，想了想，半真半假地说：“有个朋友，手里有点路子，我帮着卖点东西，挣点差价。”

“什么东西？”王建军眼睛亮了。

张伟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煤油的那种，铁壳，盖子弹开有“咔哒”声。他递给王建军：“这个，还有手表。”

王建军接过打火机，熟练地打火，火苗窜起来。他眼睛更亮了：“这玩意儿……好卖吗？”

“还行。打火机拿货五块，卖十块。手表拿货一百六，卖一百八到两百，不要票。”张伟说，“你要有兴趣，我也能给你拿点货，你挣差价。”

王建军呼吸急促了一下。他在派出所工作，一个月工资三十七块五。一块手表如果能挣二十块，那相当于半个月工资了！

“你……你能给我拿多少？”

“你要多少？”

王建军脑子里飞快盘算。所里同事好多人想买手表，但要么没票，要么没钱。要是自己能弄到不要票的手表，肯定抢着要。还有打火机，抽烟的人多，这玩意儿也稀罕……

“手表……十块，不，十五块！打火机二十个！”他说完，又想起什么，“还有什么？”

张伟想了想空间里的存货：“还有茶叶，茉莉花茶，二十一斤。”

“茶叶也要！十斤！”王建军激动得声音都抖了，“你等等，我这就去联系！下午……下午五点，供销社门口，咱们碰头！”

“行。”

王建军饭都顾不上吃了，跟父母打了声招呼，推着自行车就出了门。张伟在王建军家吃了午饭——白米饭，炒白菜，还有他带来的那块肉切了一小半炒了，算是很丰盛的一餐。

吃完饭，张伟告辞出来。离下午五点还早，他骑着车在公社转悠。

先去供销社买了些布袋——小号的三毛一个，中号的六毛一个，各买了十个，花了九块钱，还用了二十五尺布票。

然后他找了处僻静的树林，在树荫下坐着，整理空间里的东西。

先把手表数出十五块——十块男表，五块女表，用个小布袋装好。又用牛皮纸把茶叶包成一斤一包，包了十包。红糖也包成一斤一包，包了五十包。打火机拿了二十个，和手表装在一起。茶叶二十包装进中号布袋。

整理完，时间也差不多了。他骑上车往供销社去。

到供销社门口时，差几分五点。没等几分钟，王建军骑着车来了，满头大汗，显然跑了不少地方。

“大伟！”王建军气喘吁吁地停下车，“联系好了！手表十五块——十块男表五块女表，有吧？”

“有。”

“茶叶十斤，打火机二十个！”王建军从怀里掏出个纸条，上面记着数，“你算算，总共多少钱？”

张伟心算：手表十五块，按拿货价一百六一块，两千四。茶叶十斤，二百。打火机二十个，一百。总共两千七。

“两千七。”他说。

王建军从怀里掏出厚厚一沓钱，都是十元一张的，数出二百七十张递给张伟：“你数数。”

张伟接过钱，没数——他相信王建军，而且这时候数钱太扎眼。他把装好货的小号和中号布袋递给王建军：“货在里面，你检查一下。”

王建军打开布袋看了眼，点点头，重新扎紧：“谢了兄弟！这事儿……还有后续吗？”

“有。你要还能联系到人，统计好数，下次我给你拿。”张伟说。

“成！”王建军脸上笑开了花，“走，哥们请你下馆子！今天挣了不少，得庆祝庆祝！”

两人去了公社的国营饭店。饭店不大，就五六张桌子，墙上贴着“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标语。王建军豪气地点了三个肉菜——红烧肉、回锅肉、木须肉，还要了一瓶二锅头。

菜上来，油汪汪的，香气扑鼻。在这个普遍缺油水的年代，这一桌堪称奢侈。两人就着菜喝酒，王建军兴奋地讲他怎么一个个找同事推销，怎么谈价钱，怎么收钱。

张伟听着，偶尔附和两句。他抽着王建军递来的大前门——没有过滤嘴，烟冲，呛嗓子。他抽不惯，想念2025年那些口感柔和的香烟。

但他没表现出来。在这个年代，能抽上大前门已经是条件不错的象征。

吃完饭，晚上九点多了。张伟说太晚回家不安全，两人在饭店门口分开。王建军拎着那布袋货，骑上车，消失在夜色里。

张伟没急着回家。他推着车在公社街道上走，等到四下无人，把自行车收进空间，用黑布蒙上脸。然后步行往废砖窑方向去——票贩子说的黑市地点。

黑市在一片废弃的砖窑厂里。厂子早就停产了，只剩几座破窑和一堆残砖碎瓦。晚上这里没灯，只有零星的手电筒光柱在黑暗中晃动，像夏夜的萤火虫。

入口有人守着，张伟交了两毛钱进去费。里面已经有些人了，大都蹲在地上，面前摆着要卖的东西。买货的人打着手电，蹲下来看货、谈价，成交后迅速离开。

张伟找了个偏僻角落，铺开布袋，摆上两块手表、一个打火机、一包茶叶。然后打开手电，光柱照在货上。

很快有人围过来。第一个成交的是个中年男人，买了个打火机和一包茶叶，三十五块。接着又有人来，有买手表的，有买打火机的，有买茶叶的。

张伟卖得不急，有人问价就答，要买就卖，不多话，也不主动招揽。他一边卖货，一边观察周围。

这个黑市规模不小，卖的东西五花八门：粮食、油、糖、烟酒、布料、甚至还有卖旧衣裳旧鞋的。也有人蹲在那儿，面前什么也不摆，但有人过去低声交谈，然后一起离开——那是在谈“大生意”。

张伟注意到，有几个摊位前聚的人特别多。他凑过去看了看——是在卖小黄鱼。

金条。

摊主是个戴帽子的男人，帽檐压得很低。他面前铺着块黑布，上面摆着五条黄澄澄的小金条，在月光和手电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

张伟蹲下来，拿起一条掂了掂。沉甸甸的，上面印着“中央造币厂制”，还有成色标记。

“怎么卖？”他低声问。

“十二块钱一克。”摊主声音沙哑，“一条三十一克二十五，三百七十五。”

“贵了。”张伟说，“黑市金价我打听过，十块一克。”

“那是成色不好的。”摊主说，“我这是足金，中央造币厂的。”

两人讨价还价一番，最后定在三百五一条。张伟把五条全要了，一千七百五十块。

他把小金条揣进怀里，实则是收进空间。又在黑市里转了转，想找找有没有卖枪的——这年头不太平，有把枪防身总归安心些。但转了一圈，没看见。要么是没人敢卖，要么是得有特殊门路才接触得到。

看看时间，凌晨一点了。张伟今晚卖了十来块手表、几十个打火机、一些茶叶，收入三千多，加上买金条花出去一千七百五，净赚一千多。

够了。启动资金已经足够，不能太贪心，太招摇容易出事。

他收拾东西，离开黑市。出了废砖窑范围，又走了一段，确认没人跟踪，这才从空间取出自行车，骑上往村里去。

夜路漆黑，只有手电筒照出前方一小片光。风很凉，吹在身上起鸡皮疙瘩。田野里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张伟蹬着车，脑子里盘算着今天的收获：卖红糖一千八，卖货给王建军两千七，黑市卖货三千多，总共七千多。除去买金条花的一千七百五，净赚五千多。

一共八千多了，在1960年是一笔巨款。一个工人要不吃不喝攒十多年。

自行车轮碾过土路，发出规律的“沙沙”声。远处，村庄的轮廓在夜色中隐约可见，零星几点灯光，像是沉睡的眼睛。

张伟深吸一口夜风，加快了蹬车的速度。

快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