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舆论战
1986年7月11日，东京。
《日本经济新闻》头版右下角，一则不起眼的报道引起了关注：
“中小企业债券异常波动引监管关注。东京精密器械、大阪材料研究所等多家制造企业债券近日连续大幅下跌，市场传闻有外资针对性做空。大藏省官员表示正在关注事态发展……”
当天下午两点，大阪商工会议所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六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围坐在长桌前，个个脸色都很难看。
他们是那十家企业中三家公司的社长，另外三个是地方银行的分行长。
“已经四天了。”东京精密器械的中村社长掐灭烟头，“债券价格从99块跌到91块，我们下个月到期的三十亿债券，现在市场认为我们可能还不上。”
三井信托大阪分行的佐藤分行长翻着手里的文件：“中村君，问题不只是你们一家。现在连锁反应已经开始了。大阪材料为你们担保的三十亿，市场也在抛售他们的债券。”
大阪材料研究所的山田社长猛地拍桌子：“这明显是有人在做局！四天时间，十家公司的债券集体下跌5%以上，这正常吗？”
“问题是谁在做？”爱知县来的名古屋工业部件社长苦笑，“我们现在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会议室沉默了片刻。
最后，三井信托的佐藤开口：“我会向总行汇报，请求暂时不对各位抽贷。但是……”他顿了顿，“你们必须想办法自救。找媒体发声，强调公司经营正常。联系主银行开联合说明会。最重要的是——”
他扫视在场所有人：“查出是谁在背后操作。”
与东京压抑的气氛不同，纽约，老虎-沃森基金的办公室里则是轻松得多。
戴维·科恩翘着脚搭在桌上，盯着屏幕：“大阪材料的债券今天又跌了3%，咱们赚翻了。”
詹姆斯·李放下电话：“我刚和东京的联络人通过话。日本方面已经注意到我们了，但还没锁定具体是谁在做空。”
“他们迟早会查到。”莎拉还是有些担心，“毕竟我们的交易量不小。”
陈啸从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着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他们已经查到了。”
他把报纸扔在会议桌上。国际版有一篇简讯，标题是《美国对冲基金瞄准日本中小企业》。
报道没有直接点名，但提到了“纽约某新成立对冲基金”正在做空一系列日本公司债券。
“写得挺含蓄。”詹姆斯推了推眼镜，“看来日本人还不想把事情闹大。”
“他们在试探。”陈啸说，“想看看我们的反应。”
电话响了。
莎拉接起来，听了几句，捂住话筒看向陈啸：“是罗伯逊先生。他让你接电话。”
陈啸走回办公室，关上门。
五分钟后，他出来时表情有些微妙。
“罗伯逊让我们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专访。”陈啸说，“他想让我们公开解释操作逻辑。”
戴维吹了声口哨：“这是要正面开战？”
“差不多。”陈啸坐下，“日本人通过媒体放话，我们就用媒体回击。华尔街的老规矩了。”
“谁去接受采访？”詹姆斯问，“你去吗？”
陈啸摇头，看向戴维：“戴维，你去。”
“我？”戴维愣了下，随即咧嘴笑道“好啊！我最喜欢接受采访了。”
“记住几点。”陈啸说，“第一，强调我们是在做‘价值发现’。这些日本公司负债率太高，经营模式有问题，我们只是提前发现了风险。第二，说这是帮助日本市场‘挤泡沫’。第三，绝对不提具体头寸规模。”
戴维比了个OK的手势：“明白。把话说得漂亮，把事做得凶狠。”
两天后，7月13日。
《华尔街日报》头版刊登了专访，标题格外醒目：
《美国基金经理：我们在帮助日本挤泡沫》
副标题是：“老虎-沃森基金交易员称日本中小企业负债过高，做空是对市场的纠正”。
报道里，戴维·科恩穿着花衬衫（他坚持要这么穿）的照片占了四分之一版面。他坐在基金办公室的彭博终端前，笑得一脸自信。
记者写道：“科恩先生毫不掩饰他的观点——‘日本这些小企业就像喝醉的水手，以为自己很会游泳。我们只是提醒他们，水下面会有鲨鱼。’”
戴维在采访中说了一大堆刺激日本人的话：
“他们的负债率超过300%，这在美国早就破产十次了。”
“互相担保？那叫互相拖累。一家倒了，全都要完蛋。”
“我们不是在攻击日本经济，是在帮助它。泡沫早点挤掉，这样对大家都好。”
最气人的是最后一段：
记者问：“日本方面认为这是恶意做空，您怎么看？”
戴维回答：“如果指出皇帝没穿衣服是恶意，那好吧，我们就是恶意的。但事实是，皇帝真的没穿衣服。”
报道一出，整个华尔街都炸了。
不是愤怒，是兴奋。
当天下午，高盛的首席策略师在CNBC采访中说：“科恩先生说得没错，日本确实存在过度借贷问题。”
摩根士丹利直接发布了一份三十页的报告，标题是《日本中小企业：担保链风险分析》，结论和戴维说的几乎一样。
所罗门兄弟的交易主管更直接：“如果有日本公司因为这事倒了，那是它们自己的问题，不是做空者的问题。”
这就是华尔街。当一个人站出来说了大家心里想说，但没机会说的话时，所有人都会跟上。
因为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
东京时间7月14日，周一。
股市一开盘，灾难就开始了。
东京精密器械的债券直接跌穿90日元关口，来到88.50。大阪材料研究所的债券跟着跳水，单日跌幅7%。
更可怕的是银行股——三井信托、横滨信用金库这些大量持有这些债券的地区银行，股价集体下跌3%-5%。
抛售像瘟疫一样开始蔓延。
上午十点，名古屋工业部件发布紧急公告，称“公司经营正常，现金流充裕”。
没人信。
十点半，债券价格跌了5%。
十一点，大阪材料研究所召开记者会，社长山田对着镜头鞠躬：“公司绝对有能力履行所有债务责任……”
他鞠躬的身体还没直起来，交易屏幕上他们的债券又跌了2%。
下午一点，连锁反应开始了。
为这十家企业提供贷款的七家地方银行，开始要求追加抵押品。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那些社长的办公室。
“我们需要更多担保。”
“请在本周五前补足保证金。”
“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启动强制平仓程序。”
大阪材料研究所的山田社长在办公室里砸了杯子。他对着财务部长吼：“还有多少钱？账上还有多少钱？！”
“不到五亿了，社长……”
“去求三井信托！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倒了，他们的贷款也收不回来！”
电话响了。山田抓起话筒，听到对方的声音后，脸色瞬间惨白。
是三井信托总行的特别调查部。
对方只说了一句话：“山田社长，请明天上午九点来总行一趟。我们需要全面评估贵公司的信贷风险。”
电话挂断。
山田瘫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大阪的繁华街景。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全面评估，就是抽贷的前奏。
一旦三井信托这个主银行放弃他们，其他银行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
他拿起电话，想打给其他几家公司的社长，手指却停在按键上。
打给谁？大家现在都自身难保。
东京精密的中村？他们自己都快完了。
名古屋工业部件？他们今天股价跌了8%。
福冈那两家？听说他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山田放下电话，双手捂住脸。
窗外，大阪的夏天阳光明媚。街道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没人知道这栋大楼里的某间办公室，一个公司的生命正在进入倒计时。
也没人知道，这一切始于纽约某个基金办公室里，一个华人轻描淡写的决定。
更没人知道，就在同一时间，一个叫“先锋创新资本”的美国投资公司，正在日本拜会各个官员，递上的名片上印着热情洋溢的标语：
“我们相信日本技术的未来。”